我曾无数次设想过
阿米尔的家庭**。
在我的认知里,她应该出生在一个因为贫穷而在这座拥挤城市里挣扎的底层家庭。
哪怕我们结婚五年,有了三个孩子,她依然保持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节俭。
她不提娘家,我便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她自卑的根源,是我们之间需要小心避开的伤疤。
我甚至在心里默默感动,觉得她是为了不让我承担她原生家庭的重担,才选择切断了联系。
直到那个深夜,一通电话打破了所有的假象。
当我陪她踏上回乡的路途时,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可笑。
我叫
李维,三十岁那年,公司的一纸调令将我从舒适的华东分部扔到了四千公里外的新德里。
那是五年前的夏天。飞机降落时,机舱广播里播报地面温度。
走出英迪拉·甘地国际机场的那一刻,热浪裹挟着尘土、香料和一种难以名状的焦糊味扑面而来。
我被安排在古尔冈的一处公寓,但我需要在新德里的老城区跑业务。
初来乍到的前三个月,我不止一次想过辞职。
这里的交通规则似乎只是摆设,突突车在拥挤的车流中见缝插针,喇叭声从早到晚没有一刻停歇。
最让我崩溃的是饮食。虽然我自诩有一个中国胃,但在连续吃了一周的咖喱角和玛莎拉之后,我的肠胃发起了剧烈的**。
那天我为了赶时间,在一个路边摊买了一份油炸的面食。
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两个小时后,我在办公室的卫生间里上吐下泻,整个人虚脱得站不起来。
就在那时,
阿米尔走了进来。
阿米尔是我**的本地助理。面试那天,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布纱丽,深色的头发编成一根粗长的辫子垂在脑后。
她没有化妆,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,鼻翼上有一颗小小的银色鼻钉。她站在那里,双手交叠在身前,眼神平静。她的简历很单薄,学历普通,但我看中了她眼里的沉稳。
那天在卫生间门口,她没有嫌弃里面的异味。她扶着我走出来,用印地语和那几个看热闹的当地员工说了几句,他们立刻散开了。
她从包里拿出一瓶带着草药味的油,涂抹在我的太阳穴和人中上,然后坚持送我去医院。
在那样混乱的公立医院里,医生和护士在走廊里穿梭,病人的**声此起彼伏。
我发着高烧,意识模糊。
阿米尔一直守在我的输液架旁。
她用湿毛巾一遍遍擦拭我的额头和手臂,动作轻柔而有力。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几次,看见她正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和护士争论,随后护士换了一瓶新的药水。
出院后,我的生活离不开她了。
她不仅是我的工作助理,更成了我的生活向导。
她带我去那些看起来脏乱差、实则菜品新鲜的菜市场。
“这个太贵了,老板。”她用流利的当地语言说道,声音不大,但语气坚定。
摊主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中年男人,手里挥舞着一把切菜刀,大声嚷嚷着价格公道。
阿米尔不为所动,她伸出手,指了指隔壁摊位的番茄,又指了指他面前的,说了几个数字。
摊主愣了一下,随后无奈地摇摇头,把番茄装进袋子里,按照她说的价格卖给了我们。
回来的路上,她教我怎么分辨突突车司机的欺诈套路,教我怎么用手抓饭而不会把汤汁流到手腕上。
“用拇指推,”她示范着,手指灵活地将米饭和咖喱聚拢,用大拇指轻轻一推,送入口中,“不要用手掌,只用指尖。”
那个雨季的夜晚,暴雨如注。新德里的排水系统瘫痪了,街道变成了河流。
我住的公寓停电了,空调停止运作,闷热潮湿的空气在房间里发酵。
阿米尔因为暴雨被困在我家。我们点燃了几根蜡烛。烛光在墙壁上跳动,映照着她轮廓分明的侧脸。她正在帮我整理第二天会议的文件,汗水顺着她的脖颈流进纱丽的领口。
我看着她,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。
在这个异国他乡,在这个暴雨隔绝的世界里,她是唯一让我感到安心的存在。
“
阿米尔,”我叫了她一声。
她抬起头,黑色的眼睛在烛光下显得格外亮。
我们确立了关系。没有鲜花,没有戒指,甚至没有一场像样的求婚。
她不需要这些。她说她家里人多,条件不好,不需要彩礼,也不需要豪华的婚礼。
我们只是去领了证,请几个同事吃了一顿饭。
婚后的五年,她给我生了三个孩子。三个混血宝宝有着卷曲的头发和深邃的眼睛。
我们租住在一个普通的三居室里。
阿米尔辞去了工作,专心在家带孩子。
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,每一笔开支都记录在册。
她从不买名牌衣服,也不用昂贵的化妆品。她总是穿着那些简单的棉布衣服,在厨房里忙碌,给我做加了番茄和鸡蛋的中式炒饭。
我一直以为,她是因为出身贫寒,因为家里太穷,不想拖累我,所以才从不提她的娘家,也从不要求回乡探亲。
我暗暗发誓,一定要努力工作,让她过上好日子,让她不再因为贫穷而感到自卑。
02
生活按部就班地继续着,但一些细微的裂痕开始在日常的琐碎中显现。
起初,我并没有在意,只当那是文化差异带来的错觉。
随着我在公司职位的提升,社交应酬变得不可避免。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,英国总部的执行董事雷诺兹先生来新德里视察,公司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办了高层晚宴。原则上,这种场合需要携带伴侣。
我有些犹豫。
阿米尔平日里太朴素了,我担心她无法适应那种衣香鬓影的场合,更担心那些势利的同事会因为她的穿着而轻视她。当我把请柬递给她时,她正在给二儿子喂饭,身上穿着一件沾了奶渍的家居服。